“其实你不应该省这钱，你也该少累，”他说。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就认来树生的笔迹。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来，大声叫：“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吗？”茶房拿起罐问。他摇摇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说：“这杯要。”茶房把注杯中，便拿着罐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里走了几转。

他去了。厅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他在一阵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给邮差。“谢谢你，”他激地对邮差说。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

“不要，我可以洗，”母亲笑答。

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影。

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衣服从房里来。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奇特的觉。他没有快乐，他却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去了。

“她这钱比我事拿的薪还要多些，”他想，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来。他只好默默地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声音再说。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眉飞舞地大声说。

“你喝罢，”他端起杯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喝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兴地喝了一大。他微笑了。他睁大睛看对面。位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谈阔论，大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