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上了车，开着它往回家的路上赶。我坐在中间，我丈夫坐得离我远远的，他又陷忧伤与苦恼之中。他时不时用手掌在整个脸上搓一通，又往离我更远的地方挪一下，他在继续与自己的内心斗争。我很清楚，连我也毫无办法，因为一切都无法回到原来的状况和时间，我只好两望着公路。后来开始掉雨，我丈夫问：“车篷在哪？”布佳在半个小时之后才回答说：“车篷在最底下，压在这所有东西的下面。”他用手指一下后。刮雨有节奏地清除着雨，这雨好像越下越来劲了。我甚至希望它转为暴雨，变成倾盆大雨，让我们运回家去的一切变成一堆透的破碎残骸，我尤其希望那雨淌到镜框里面去，把那些照片开脏、冲走，希望这雨冲掉家上的尘埃，虽然我们的汽车工会留下许多污泥浊，但等我们回到利本尼，回到堤坝巷时，就会跟一整卧室和厨房里的家以及我的过去一起被冲洗得净净。也许是这场雨和这闷人空气的变化给卡车驾驶室带来了些轻松，布佳打开车窗，呼着新鲜空气。

我的朋友们站在远挥手，示意我们如今还得将车开过去一儿，开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就消失在那里，一会儿抬一个拿破仑一世时期风格的黑五斗柜。我将空房的门锁上，当我走到窗前来关窗时，我的脚步声在这空房里啪嗒响着，我最后一次地在这里张望一番，真恨不得我刚打开房门时的一个念去：浇上煤油，把火，直看到把我的过去烧个一二净！…后来我们在我的朋友那里将那漂亮的五斗柜拴在后面拖车上。我看到，到最后一刹那我那两位朋友，那一对夫妇都以为我会把这个五斗柜留在他们这里。搬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说那柜已经裂了，说实际上我们应该付给他们储存费，因为摆在那里曾经很碍事。可是我却持说这是爸爸遗留下来惟一的一件证明我们曾经怎样地住在这里的珍贵家…

布佳便将它牢牢地拴在拖斗车上，就像当时俄国人来到这里时，车上拴着兔笼一样，那笼里面还装着从德国村里来的活兔。我向我的两位朋友表示谢，可他们从我要搬走这五斗柜的时候起便不再有笑脸了，全然像个陌生人，还彼此大声嚷嚷说该回家吃午饭了，只跟我随便挥了一下手。

我丈夫开始咳嗽了几声，然后开始讲述：“我直到现如今才懂，直到现如今才明白我自己！我的朋友净是一些比我还要糟糕的男孩，我的朋友净是些留级生或者低智儿，为什么呢？喏，如今我明白了！因为这么一来我便可在他们中间称老大！我还经常给这些没有的男孩吃的，我经常跟这些家里没有气的男孩坐在我们家厨房里烤火。我在这些男孩面前的表现就是一位慈善家加酒厂总的宝贝儿。我给他们煎了十个，切面包抹黄油，着他们吃饱。他们吃下这么多东西之后，反倒呕吐起来，比来啤酒厂找我时还要难受。我还教他们往集邮簿上贴邮票，我给这些男孩买了集邮本，

如今他原谅了我，甚至还显他因为我让这间房保持了我离开它时的原样而到，兴，并谢我让他看到我过去的秘密。如今这里站着的是把我看了个透的丈夫。犹如在一座玻离房里的沃拉吉米尔一样，他在这所玻璃房里能看到谁访问他。

我们驶过的田野到是汽和柔和的雾，卡车驶了森林，然后又沿着公路朝下驶去，穿过村庄和城市，先后在加油站加了两次油。

有一次我下车跑一家店，它门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有卷。”我便买了一公斤卷和十个辫形面包，然后我们便一声不吭地站着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外边一直下着小雨，田野上、森林里就像我们的卷一样冒着气。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喀嚓喀嚓地咬着烤卷和面包，我们只顾吃，兴地吃，也用不着说话，因为连布佳也因我的过去和他在这房里看到的一切吓坏了。他也不时地用手掌在脸上一通。他兴不必去想他哥哥所想的东西，只需全心地关注行车，因为正在下雨，这就使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路上的安全，更加集中力地通规则行车，因为他不能让自己违规让警察逮着往一个球形玻璃瓶里呵气。

我也犹如躺在一张玻璃床上，盖的玻璃丝透明被单，在这上面或迟或早会现“我是谁”几个大字，这是我丈夫说的。我丈夫就此曾用他妙的醉醺醺的哑嗓这么对我的朋友大发宏论，将那已经不用床单盖着的筐递给布佳，布佳将它在沙发下面。接着他又让我们将绳索甩到车的另一边，捆、打结，我丈夫在打好结拴牢之后，又将绳索甩回到车面。

面、装着我和伊尔卡的照片和我内衣的筐，我丈夫用块床单盖在它上面。我的朋友们取来改锥，这三个男人便上阵了整整一个小时才把那三米长的镜取下来。我丈夫十不动了，他伸那被废纸回收站的活儿磨得僵的指给大家他在那里掀开床单，坐在台阶上，一张接一张照片地观看着，然后再看一遍，又看一遍。我跑下楼，不得不爬到车上把东西摆摆好。我和布佳一把沙发放平了，以便在上面摆放那块大镜；又将另一个沙发扣在镜上面，就像两块抹了黄油的面包夹起来那样。当朋友们将镜抬下来，照布佳的意见摆好之后，我丈夫站起来，两手端着装有照片和内衣的筐，表情显得冷静了些，也不在意看到我这些照片了。他重又有了笑脸，并在寻找我的睛。在他看了我一的同时，我也看到他已缓过劲来，他经过了内心的折磨，坠到他嫉妒的最底层。